因党而生 为党而战——百年“纪”事㉑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
从请示报告制度看百年纪律征程
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管筱璞 自河北平山报道
太行东麓，滹沱河畔。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圣地西柏坡考察时深刻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请示报告制度，正是党在西柏坡时期立下的一项重要规矩。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史称九月会议。会后，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正式确立。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延安窑洞的点点灯光，再到“进京赶考”的铿锵步伐，请示报告制度萌芽、生长、成熟的每一步，都映照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纪律铸魂、以制度立规的政治自觉，揭示了百年大党始终团结如钢、步调一致的历史密码。
直面问题——
“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贯穿我们党百余年的伟大征程，对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首部党章即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作方法上首先要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一步严明纪律：“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
这一时期，囿于战争环境等客观条件，请示报告工作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请示报告制度真正在全党范围内立起来、严起来，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区；8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进豫西；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
革命洪流浩荡向前，形势也在悄然生变。经过艰苦作战，中国革命斗争由分散状态向集中状态转变。大片地区成为新解放区，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党和军队在政治、经济、军事政策上实现集中统一。
在长期农村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环境下，中央曾允许各地方保持一定的自治权，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能够发挥自主性和积极性，然而，也由此“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这一问题关乎的不仅是一地一域的得失，更是革命全局的成败。
建立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势在必行。
立规明矩——
“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文中开宗明义：“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
指示对报告由谁写、写什么、何时报等作出详细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随后，党中央又陆续作出一系列指示和决议，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下发，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还规定，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要求“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规矩写在纸上，更要落到行动上。毛泽东亲自督查各地执行请示报告的情况，以“一褒一贬”向全党宣示了贯彻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坚定态度。
1948年3月，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新解放区策略和政策问题，毛泽东复电称“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局迟迟不报。8月15日，毛泽东批评林彪和东北局，“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同日，东北局向中央补交综合报告。随后，林彪和东北局还向中央作了检讨。
1948年9月，九月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指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旨在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决议规定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决议强调，“凡属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指示者，各地必须严格遵守，正确执行。在执行中遇有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时，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
九月会议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训令》，对报告内容、种类、时限作出了规定，对报告的质量也提出了要求。1948年11月4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向中央汇报：请示报告制度“开始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了”。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郭凯说。
完善发展——
“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决不能我行我素，决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
1948年12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二十个字很快传遍解放区，成为鼓舞全党全军的响亮口号。
请示报告制度是“加强纪律性”的标志性制度实践，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确保了政令军令畅通无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长期实践，请示报告制度也逐步完善并沿袭下来。
1953年3月，党中央专门就请示报告制度颁发了相关决定，明确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得到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1956年，党的八大正式将请示报告制度写入党章，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议、决定，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重大问题要请示报告。”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请示报告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指出“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决不能我行我素，决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订的多部党内法规，均对此作出要求——
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详细规定了领导干部个人需要向党组织报告的事项；
2019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规定了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请示报告重大事项的范围、程序等，有效提高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请示报告制度，是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重要制度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持续完善、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走进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不到35平方米的低矮土砖房中，仅摆着3套桌椅、2张地图和1部电话。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靠着一封封电报决胜千里之外。电波传递的不仅是作战指令，更是全党令行禁止的纪律强音。
硝烟散尽，“进京赶考”的征程未有穷期。一项项制度安排，把“四个服从”化为全党1亿多名党员、5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日常遵循。新征程上，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以铁的纪律确保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正是百年大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力量所在。
重回历史现场 | 立规之地
柏坡岭浮翠流丹，柏坡湖碧波荡漾。湖岸不远处，便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所在地。由南门进入，向北前行不足百米，一座长方形的土坯房映入眼帘。这里既是当年中共中央大院的中灶食堂，也是九月会议旧址。
走进屋内，只见多张小木桌简单拼成了长条会议桌，桌下摆着木凳。左侧墙上，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下方两面鲜红的旗帜呈“八”字形排开，旗帜上的党徽分外醒目。
“当年会场摆放的是圆桌，毛泽东同志就在圆桌前作报告。休会时，大家就在这里吃饭，吃完饭继续开会。2013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同干部、党员和群众代表座谈，会场布置也就保留了下来。”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韩向飞介绍。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屋外，远方的炮火声隐隐可闻；屋内，一项关乎全党命运的制度在此诞生。
规矩，从来不是在太平岁月里从容写就的，而是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面对百万大军跨区机动作战、各解放区财政经济统筹、大中城市接管建设等一系列重任，任何一道政令的梗阻、任何一个决策的偏差，都可能影响全局。纪律，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变量。
制度，从来不是在一蹴而就中轻易建立的，而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1948年1月7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下级向其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重要报告，须同时发给中央；8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从“建立制度”到“严格执行”，在走向全国执政的前夜，党用铁的纪律确保“进京赶考”交出优异答卷。
制度的威力，很快在战场上得到验证。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夕。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27军军长聂凤智拟派遣侦察分队先期过江，与江南地下党取得联系。事关作战全局，第27军党委反复掂量后上报第9兵团，兵团又向三野司令部、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层层上报，最终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批准。这种看似“繁琐”的程序，恰恰保证了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战略协同，避免了各自为战的风险。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九月会议确立的这条铁律，不仅支撑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更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石。（管筱璞 柴雅欣）
展品背后的故事 | 执行报告制度是“一个中心环节”
“东北局：未皓电悉。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脱出被动状态，取得主动……”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第九展室，一块印有毛泽东手稿的展板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细看。
这是毛泽东于1948年8月22日起草的电文，大意是向东北局阐明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之际，这封看似寻常的党内工作电报，赋予了执行报告制度“一个中心环节”的分量——“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彼时，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实战证明，组织大规模、大区域的战役，必须从全局出发，加强战力的集中调度，这就需要若干部队、地区的协调配合，客观上要求中央必须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状况。正如电文所说，“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为此，党中央密集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指示，但各地的回应却不尽相同。
1948年8月15日，东北决战前夕。毛泽东致电林彪和东北局，严厉批评其在收到党中央规定报告制度6个月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党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甚至在党中央几次催促后，仍然敷衍塞责。
林彪曾找理由说，领导人员分散，对作全貌工作报告感到困难，并且缺乏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对此，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接到电报当天，林彪就此问题向党中央作出检讨，并交出综合性报告。8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东北局指出，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还将东北局的检讨及这封电文转发各地，以引起全党注意。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中国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兵力总数上超越国民党军，中国革命的成功愈发迫近。
“嘀嗒”声里的每一封电文，对于辽沈战役绝对置于党中央的决策指挥下，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其他部队产生了警示教育意义。
与西柏坡陈列展览馆相距不远的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里，有一张《全国战略形势要图》。看着地图上标注着的1948年各战区态势，不难发现：毛泽东批评的看似是“报告”这件“小事”，实则关乎的是一个政党如何在胜利前夜保持清醒、如何在权力关口严守纪律、如何在历史转折点上完成自我革新。请示报告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事关党的建设、涉及党的政治纪律的大事。这，或许就是称其为“一个中心环节”的深层用意。（管筱璞 柴雅欣）
中国视频新闻网摘编：亓淦玉 |
